美国硅谷的企业家从10年前网络股泡沫破裂以来的众多教训里学到了一点，在美国经营一个企业失败并非世界末日。诚然，企业家肯定不会在个人简历里或在向新投资者推销新项目时，浓墨重彩自己曾有关门大吉的经历，但这段阅历有时能为其加分。

　　如今到全球新兴的风险投资热土中国试水，这些类似的经验也有作用。“美国文化相对比较容忍失败，”位于北京的从事职业资源和咨询业务的中国职业精英网（Chinese Professional Network（CPN））创办人兼董事长汪维纲（George Wang）指出，“在中国，失败有时候意味着在家人和其他人面前颜面尽失。”汪维纲近期赴美国费城参加了第15届沃顿亚洲商业峰会（Wharton Asia Business Conference）中一场题为《创业与风险投资：多元化和变革背景下繁荣发展》（Entrepreneurshipand Venture Capital:Thrivinginthe Face of Adversityand Change）的主题讨论会。

　　但是，汪维纲也指出，随着人人都想创业，梦想成为中国的下一个“阿里巴巴”，中国这种畏惧失败的文化也正在发生变化。阿里巴巴网站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2007年危机前中国股市蓬勃发展背景下在香港上市，共募到15亿美元的资金。这对如嘉丰资本（Chinese Founders Fund）的创始合伙人许嘉荣（Jovan Hsu）这一类赴会嘉宾来说是个好消息。总部设在北京的嘉丰资本为电信、媒体和技术型新创企业提供天使投资。“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些经验积累，’”许嘉荣说道。“即使失败过两三次，我们也喜欢，总比什么都没学到要强吧。”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许嘉荣和汪维纲在发表上述言论间已经透露出些许乐观。根据近期经济数据来看，4万亿人民币（约合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让中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悬着的心，已有所放松。

　　“中国市场受经济危机冲击不那么大，”信必优（Symbio）的首席执行官徐嘉（Jacob Hsu）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信必优公司在芬兰、瑞典、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拥有分支机构，经营全球产品开发外包业务。它在中国经营一个初创企业孵化器项目。“但是，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是受经济危机冲击的重灾区。”尽管徐嘉表示最前期的天使投资受影响程度小于其他投资领域，但他也指出，董事会里“对风险的容忍度在降低。”

　　但是，只要提到亚洲，那种投资热情依然高涨。根据德勤全球（Deloitte Touche Tomatsu）去年针对725家风险投资家的调查结果，尽管该行业在去年收紧了投资额，更专注于投资组合中最佳公司，并提高了投资后期的份额，但过半数被访对象表示将于2009到2011年间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中国，被风险投资人士认定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如果风险投资真能如众多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将在中国高歌猛进，那么要深入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新创企业环境方面的明暗差别，就颇为重要。位于美国费城的米罗投资公司（Miro Capital Partners）的合伙人兼沃顿商学院创业课程讲师迈克尔·凯尔森（Michael Kelsen）主持了这个讨论会。

　　历史教训

　　从上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在中国风生水起之时起，中国的情况就和其他国家，例如美国，非常不同。根据兰德公司（RAND）的一份调研报告，上世纪90年代初，接受风险投资资金支持的公司90%是国有企业。但随着中国市场改革深化及国际风险投资面对的歧视性政策逐步减少，这一比例很快降了下去。

　　贯穿这一演变过程的一个主题是风险投资在中国成功要靠什么。“象中国这样新兴、迅猛发展的市场，投资更像是赌博，”汪维纲指出。“区别在于你是专业赌客，还是抱着随便玩玩的态度。大部分的投资应该算是后者。”他认为，对于这类投资者，“资金永远都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关键在于尽可能在投资前期（并且越早越好）发现最好的商业理念和人员。

　　事实上，所有风投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一个资产负债表所不能表达的共同因素：出色的人力资本。“对人投资，就像孵化器那样，尽早发现合适的企业家并给予他们支持，”徐嘉指出。“要了解企业家，要了解市场。要在帮助企业家正确选择创业伙伴方面多做些工作。”

　　他补充道，更多是人际关系，而非机构间的关系。“如果你来到北京，那么，有十个人就可以让你认识所有的投资者。”他建议希望拓展中国新创企业市场的西方投资人，开始时步伐慢一些，不要一来就仓促决策。“花上六个月的时间，多了解一下地利与人和，”他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