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基金采取“母基金”方式运作，重点吸引国内外投资业绩突出、基金募集能力强、管理经验成熟、网络资源丰富的品牌创业投资机构进入滨海新区，重点扶植滨海新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2008年11月，滨海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签下第一单——与美国的硅谷银行、美国太平洋基金和欧洲创业租赁公司等共同出资成立中国创业融资租赁公司，预设基金1亿美元，首期到位2000万美元。

　　至2009年底，天津已有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风险投资基金355家，成为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相对集中的城市。

　　记者曾询问，也几次听到戴相龙谈到“央行行长和直辖市市长有什么不同”。“钱少压力大，”戴相龙感慨，不同之处很多，中央银行用的是发行货币的钱，几亿元、几十亿元的用，碰到通货紧缩时，还怕票子用不出去。当市长用的是收税来的钱，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算着用，总是不够花。一个国家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中国大大小小的市长有600多位，天天面临实力的比较，要比GDP，比财政收入，竞争压力很大。

　　为了了解实情，戴相龙每天上班，不总走一条路，就想多看看。“东张西望”，戴相龙说，“我过去在人民银行工作，坐在车里走长安街，一般是不看街上的，我要做功课，准备回答总理的提问，看文件想事情。我到了天津以后，坐在车里，上面看看空气怎么样，下面看看地下干净不干净”。所以，常听他讲到，某处灰尘滚滚，哪一个地方“白色垃圾”塑料袋乱飞，督促解决。

　　2003年11月3日，戴相龙在市政府会议楼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北京分社的采访，提问者是韩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郑德龟。

　　郑德龟问，天津最近的发展势头是由大量的投资来驱动的。我知道你曾经担任过中国金融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民银行的行长。你能从中央政府拿到财政拨款，是不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戴相龙坦率地回答，我曾经当过中央银行行长，可能有些人对天津市政府会给与信任和支持，也可能会增加一些贷款，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津有商机，商业银行自主决定给天津贷款。所以有人说我是财政市长，这不确切。我没有带钱来，但带来了一些工商界的朋友。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2006年9月5日在天津滨海新区面对几十家外资银行负责人说，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原中央银行的行长，对国内和国际的金融非常熟悉，对金融发展规律，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都非常熟悉，这对于政府提供一个有利的金融环境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从戴相龙到天津担当市长起，凭着长期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的经验，他直指我国金融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病原，“主要原因是融资机构不够，资本发展不够，许多钱不能转化为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就是直接融资比例太低，间接融资比例太高。”所以，他在各种场合、公开的内部的会议，直至向中央领导的汇报，反复阐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老百姓通过中介，成为投资人与股东，存款转入资本金。这是“三个代表”最生动的体现 ,老百姓当上小老板，也是代表。

　　2007年戴相龙在天津市金融工作会议上说，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是金融治“乱”；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在金融改革；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立足在金融创新。选择地方试点，就在天津滨海新区。

　　戴相龙和天津市负责同志统筹协调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起草，在2006年9月7日第一次上报国务院后，于9月9日在泰达万丽酒店举行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会议上，第一次公开、系统地将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定位亮相。讲稿是他一笔一划撰写修改的，他在前排伏案的背影至今清晰地留在记者的记忆，他演讲的讲稿还留在记者的手里。

　　戴相龙说，目前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直接融资比重低，投资渠道狭窄。“十五”期间，我国企业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以下。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造成社会资金结构失调，资本金紧缺，信贷资金过多。据经济普查统计，我国二、三产业总资产(不含金融资产)为5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按审慎会计原则计算则超过58％。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9万亿元，按40％资本金计算约为3．6万亿元。资本金靠外债和民营企业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既妨碍企业产业、技术、组织结构的优化，也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降低了全社会资金利用效率，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国内金融企业实行“分业经营”，与客户需求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形势不适应。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组交通银行，并进行全面综合经营的试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金融违规严重，我国停止这方面的试验，银行业与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等脱钩，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这项措施对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迫使金融企业要加快开展综合经营改革。一方面，是适应国内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迅速发展的需要。企业集团除经营主业外，正在不断扩大资本经营，增强经济保障能力，要求金融企业提供综合性服务；另一方面，也是适应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需要。到2006年6月，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4个城市设立了183家分行，总资产已近1000亿美元。这些国际大型银行的母公司，皆为综合经营，我国金融企业是分业经营，难以与其竞争。

　　三是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为解决这些问题，金融创新已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发展重点，新区可成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戴相龙提出，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金融改革创新，作为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近期工作重点之首，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由金融改革带动和引领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充分体现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作用。金融改革创新就是要在重大金融改革上先行先试，在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方面攻坚突破，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和竞争能力，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去。

　　戴相龙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滨海新区的实际出发，新区金融改革创新总的思路确定为：按照科学审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以扩大直接融资和增强金融企业综合服务功能为重点，积极推进金融综合配套改革，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为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