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出鬼没的游击队

　　在浙江还有一批神出鬼没的机构，从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到资产管理公司，外部称法不一，但操作模式大同小异。由单个或两三个民企老板自我组织发起成立基金，找管理人或亲自上阵找企业。单个基金资金规模不大，投资也灵活，常常是做一笔算一笔，有几分游击队的味道。

　　这类资本是浙江股权投资市场上最普遍存在的机构类型。资金加总的规模十分可观，而且过往的投资回报率也不容小觑。

　　散兵出击

　　据杭州一家基金管理人刘涛（化名）的说法，早几年入行的这类基金的平均净利润回报率差不多能达到五到十倍，比市面上很多大投资机构的业绩还要好。“之所以平均值能这么高，因为他们失败的案子比例比那些大机构小些。他们属于做一单算一单的性质，不会有每年多少资金必须得投出去的压力。加上都是些自有资金，投得谨慎，而且这些老板对自己了解的行业有着独到的判断。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往往不是现在这样以一种合伙制公司化来运作的，也没有完整的团队。我们的合伙人没有明确的回报率底线，但我们前期的希望是，一个项目不管它是第几年上市，平均下来不算税收的毛利每年能有一倍收益。我们也是照着这个标准筛选项目的，因为没有这么大盈利空间的话也没什么意思。比如三年赚一倍，还不如做其他的投资。”刘涛坦言。

　　“我们的投资方式也要比那些有对外募资的机构踏实些，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钱，责任性更强，谁也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自己的钱不能赔，不然睡不着觉，这是差别。我们看项目也要认真得多，除了对企业财务分析、实地调研，我们还会做一个产业链的分析，给企业供货的是哪些，企业的下家是哪些，竞争对手也要看，甚至实地考察，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注意。而且投资的省份也不会局限在浙江，像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西南西北的企业都会去看。当然坚持这种方式肯定会比较花时间。”刘涛说。

　　但聊起目前的投资，刘涛有些忧心忡忡，“达到早年那样高的回报率是不可能了，能不能达到我们前期的期望值也不好说。我们有两个亿左右的资金，但到现在投了还不到三千万，个数也不多。虽然在时间上没有压力，但是希望能尽快投完而不是拖着，可惜很难有让我们满意的项目。”

　　“关键是，大家都争着做Pre－IPO项目，竞争非常激烈。但实际上这些要上市的企业，价格很高，没啥利润空间，这点业绩我们炒股就能达到。现在，后期项目就和大的投资公司合作，以别人为主，我们跟投。”刘涛表示，“精力基本都花在中期或前期的项目上了，比较看好一些有科技含量的制造业，目前投的基本以三个行业为主：金融、连锁服务、手机移动应用。早期的项目，单个就投三、五百万，金额很小，企业那时的收益也不多。但是，培育成功后盈利倍数也比较大。目前像我们这样做中早期项目的还是少数，跟我们的资金来源有关，LP有自己的产业，可以不靠这个活，有足够的耐心去做一个长远的投资。”

　　温州新润投资控股公司（下称新润投资）的刘魏对刘涛的担忧颇有同感。“现在这个市场不是太好做，经营者心里的预期都比较高，我们也要考虑资金回报的空间，所以很难去以一种合理的条件和人家达成一致。”刘魏说，“所以现在Pre－IPO类项目我们都不涉足，只做早期，而且都是投一些技术门槛比较高的项目。最开始我们的股东也不大愿意，因为对这个行业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只关心投完以后项目能不能上市，什么时候能上市。后来我们就慢慢沟通疏导，一方面劝他们不要把PE作为主业，重心还是放在自己的产业上，另一方面，让他们清楚整个投资节奏、规模。”

　　去年12月，新润投资向上海乾昆化工科技公司注资500万元。“一般就是这个投资额度，我们大的项目也就一千四百万左右。持股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到六十都有。”刘魏说，“而且这些项目大多定位在战略投资，也不是为了从退出环节盈利。对有些项目，我曾和合伙人开玩笑，做好打十年攻坚战的准备。我希望把股东的资金聚集起来后，找到一些好企业做。即使这个项目不上市，也能为我们挣很多钱。如果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上市了，我们就利用上市以后的资源平台，围绕上下游做一些整合并购。”

　　而新润投资的思路，已不局限于传统的股权投资概念。去年新润投资为新投资的企业组建了一个新的团队，今年3月份企业建了新厂，还没等到8月份新产品出厂，今年产品的订单就已经签满了。“不是说我们这些搞投资的人跑到实体里去搞经营管理，而是找到一些有技术背景或者有管理经验的人，帮我们做，我们来控股。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找一些有潜力的项目，尽量给它提供资源，项目进展到哪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找到对应的人力资源去满足它。这个项目我们投了几百万，去年我们股权对应的净利润已经到1000万了。我们计划到2013年年底，靠未分配利润转入股本达到5500万元。三年半时间增长十倍还是不错的。今年我们和股东保证投资5000万元在这类早期项目上。”

　　民营资本潜藏危机

　　一位江姓温州本地投资人向本刊记者介绍：“浙江这边最早做创投的两波是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前后，到现在活下来的很少但都很好，然后就是2006、2008年涌入的一波。光温州地区，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上百家了，但是做得还行、能拿出手的家数一个手就能数过来。”

　　“现在你要是带一个项目到浙江来，和大家说这个项目预期几个月开始报材料了，或者明年就可以做上市了，那么一堆人就会涌过来。”该温州人说，“当然这个现象不光是在浙江，全国各地都是。但浙江资本在这方面表现得肯定更加急功近利些。圈子里你听到的都是，这个项目有上市预期，那个项目三年内能退出。大家讨论的不是对行业认识，而是怎样把一个企业快速做上市，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可以看到，虽然其中有少数投资机构能在行业扎根、切实给一些项目提供扶持帮助，但绝大多数还是忙于投资一些能够快速上市的企业。

　　刘魏认为：“这种取向一开始就是盲目的。谁能保证项目能百分之百上市？上市牵涉的环节细节太多，比方公司历史沿革问题、财务问题、税收问题、产品的独立性问题、资金使用方式等等。有时候一个很小的环节就把你关在门外了。如果上不了市的话，当初这么高的市盈率投进去，未来的收益就难以保证了，就只能靠分红，但企业每年分红能有多少？现在造成很多有钱人或者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PE就等同于上市，上市就等同于快速暴富。大家不是比谁为行界创造价值高，而是比谁财富增长得速度快。整个行业被扭曲了。”

　　“资本市场的浮躁性可能会给产业经济带来一定危害，我们遇到过一些情况：有些企业规模很小，年收入不到1000万元，但它对自己的估值却很高，一张口就要十几倍、二十几倍的市盈率，然后谈它的技术多么领先、门槛多么高，如果融资到位的话，第一年做到上亿，第二年做到几个亿，第三年就直接可以上市了。”浙江至诚投资的管理人对本刊记者表示，“现在国内应该引导做PE的，确确实实地孵化一些未来在区域内、在本土、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行业，这才是做PE的本质，现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比较少了。”

　　实际上，这种市场环境下，无政府资源优势的浙江民营资本危机重重。用杨志龙的话来形容中早期和晚期项目投资的区别，前者拼的是专业能力，后者拼的则是公关能力。“投资机构都一窝蜂地沉浸在寻找拟上市公司项目的狂热中，未来如果政府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或者整个业界对高估值的严重性有所警觉，如果企业的上市预期被拖后，很多机构的生存都会成问题。一无政府资源，二无专业能力的民间资本机构将受到重创。”杭州中瓯创投副总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