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现在出现监管，第一是因为全球出现金融海啸；第二是因为现在的PE和20年前所看到的投资不一样，“我们以前是为上市进行股票的投资，现在有很多是对于上市公司的投资，甚至像把已经上市的，比如说中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证券市场的估值非常低，把那些公司买下来，这个牵扯到上市公司小股东的权益。”

　　黄表示尽管台湾PE历史发展在亚太地区是最早的，最多的时候有200家创投基金，但因为PE主管机关过度的监管，造成台湾的PE很落后。1996年李登辉的时代，提出了要限制台湾企业对中国大陆企业的投资；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时间对这个限制更是严格。“我们看到很多投资都在往中国大陆发展的时候，台湾把这个门关起来，是背道而驰的。”

　　上个礼拜，亚洲地区今年最大的一单并购案发生在台湾，但是被台湾主管机关拒绝了。黄表示，将台湾一家电子上市公司国巨下市，整个过程都合乎台湾的法律规定。台湾的主管机关提出三大理由，第一个是龙头企业不能被下市；第二，PE跟银行借钱，也会造成负债比较高；第三，有一些信息披露不够完整。但这些理由“都是非常牵强”。“全世界现在一方面主张要比较严格的监管，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放开。”

　　台湾2300万人口，投资市场很小。但是台湾在技术、人才、管理以及给国际经验接轨上都比较好，从上个礼拜开始，北京、上海到台湾可以实行自由行。黄表示，台湾各个方面都很蓬勃发展，主要还是得力于中国大陆的政策，两岸也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的PE可以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思考彼此的合作。“国台办主任也一再提到两岸新兴产业合作，这个是很正确的，两岸可以在八大新兴产业合作，包括云端、LED等等。大陆领导非常清楚台湾在这个方面的能量，我希望作为一个来自台湾工作很多年的业者，希望让国内的PE朋友在发掘投资机会的时候，能够把台湾看做是一个元素，我想台湾的技术人才，加上中国的市场资金、政策，未来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黄举例说，台湾过去电子业的发展，IT非常好，现在也面临新的危机。比如富士康主要是做代工，但如今传统的代工模式受到很大的打击。未来的市场在中国大陆，两岸的合作有一个方向，两岸的企业如果站作PE的观点，合作起来，台湾的技术，中国的市场，可以创造中国人的民族品牌，在高科技以及其他消费品领域都可以跟欧美一较长短。

　　中国的企业有钱，但在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上比较欠缺。“如果能够和台湾的企业一起走出去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中国企业做海外并购之前，不妨先做海峡并购，把两岸中国人的能力结合起来，希望将来国外比如说是去购买什么，类似吉利汽车购买沃尔沃这样的案例，能够由海峡企业共同来参与完成。